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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01日

抗日时期已有中茶红印?

上篇文章,我们说到初版《普洱茶》中的诸多历史错误,包括但不限于为了拔高人设,编造赠茶记录;为了浑水摸鱼,明知真实历史不用,将红印绿印的生产时间往前提到战火纷飞,缺乏史料的抗日时期;为了方便带货,伪造销区记录,编排茶品在台湾销路火爆的说法。

面对如此胆大包天的杜撰,我们需要从旧中茶发展史,佛海茶厂创建史,八中茶设计史说开,探寻最真实的大红印与建国初期普洱茶真实生产情况。

旧中茶与民国云茶司

1937年,在吴觉农等仁人志士的集体请愿下,南京政府全国经委会成立了直属国家的中国茶叶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司),并吸引了诸如浙江庄晚芳、四川葛林中、江西葛敬应等大茶商的加入,以及民国最大财阀孔宋家族的关注。

新成立的中茶司,看似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茶叶人才,然而团结之下,众人却利益不一致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还出现了贡献最大的吴觉农先生(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被后世誉为“当代茶圣”)被众人排挤,职位下调的内斗现象。

更严峻的是,中茶司成立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茶司在江浙闽徽等地投资建立的茶叶基地先后沦陷,总部也数次易址,公司内人心惶惶,无心经营,好在危机之下亦有转机,外敌入侵迫使中茶司将茶叶生产中心从经济较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陆,也让众人看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茶叶圣地——云南。

1938年9月,中茶司派出多位茶叶人才到考察云南茶叶资源,这其中,有后来担任过中茶司首任总经理的郑鹤春;有云南红茶产业奠基人之一,被后世誉为“滇红之父”的冯绍裘;有战后佛海茶厂重建者,勐海茶厂中兴重臣的唐庆阳,都是对云茶产业影响深远的大国茶人。

到达云南后,一行人先和时任云南省经委会主席的缪云台,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西林等人达成了发展云南茶叶的共识,后准备借助滇越铁路,考察墨江、佛海(今勐海)、思茅(今普洱)、缅宁(今临沧)、顺宁(今凤庆)等大叶种茶叶资源丰富的地区。

不过,因为时局紧张,出行不便,一行人只由大理到了凤庆、昌宁、保山等地,一边了解社风民情,一边调查茶叶产供销,同时采集鲜叶,制作样品,好消息是在凤庆试制出的一批茶叶,以其优秀的品质,向众人展示了滇茶的巨大潜力。

考察成功后,中茶司临时总经理寿景伟和董事长卓宣谋都飞抵昆明,与富滇银行等云南本地势力,一起洽淡顺宁,佛海,宜良等地的投资设厂开发事宜,不过由于各方都不愿多出资本,原定两百万的投资计划最后缩水到了十五万元,为了平衡这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中茶司决定让人脉众多,阅历丰富的郑鹤春为总经理。

1938年12月,“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正式运作,公司董事会中除冯绍裘、范和钧等中茶系要员外,还包含了建设厅长张邦翰、富滇新银行行长缪嘉铭、财政厅长陆崇仁等当时云南政治经济界的众多大佬。

战争年代的民国茶厂

1939年初,云茶司派遣冯绍裘赴顺宁建厂,范和钧先任宜良实验茶场场长,后赴勐海筹建佛海实验茶厂,国难之下,经营重点自然是销往国外,换取外汇,因此筹建的这些茶厂主要生产的是世界级饮品红茶,不过销路都不算顺畅。

其中吴觉农还交给范和钧领导下的佛海茶厂试制老青砖,用来和苏联交换抗战急需的军火这一重要任务,后来试制出的老青砖品质优秀,但由于长途运输下的成本太高,价格无法令苏联人满意。

这时,八中茶标尚未问世,这些茶叶使用的是盾牌商标(上面的十二星图案是蒋经国新生活运动的标识,下面则是"The Yunnan Tea Corporation"的缩写),云茶司生产的不同茶类产品,使用的商标虽不近相同,但都是由这个盾牌商标衍化而来,如胜利牌云南红茶,和建国牌云南红茶,由于影响力不大以及并未留下样品,这些旧民国商标也随着历史长河逐渐远去。

1939年末,茶叶生产初见成果后,云茶司又扩大经营,在昆明成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主产复兴牌沱茶和方茶,尝试经营普洱茶这一门类;1941年, 中茶司又和蒙藏委员会的格桑家族合作,共同成立了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开始生产销往藏区的宝焰牌紧茶,自此,民国几大国营茶厂全部亮相。

不过,云茶司仓促之下生产的普洱茶品质,还是无法与一众民间号级茶庄竞争,在宜宾被列为三等,范和钧担心普洱茶在路上发霉,还犯了二次烘焙的错误,在炮火连天中诞生的云茶司,虽然一直在竭力运作,换取外汇支援祖国抗战,但影响力终究有限,无法在那个时代中拯救国家和人民。

1941年末,日本悍然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要道被毁,云南边境屡遭空袭,瘟疫横行,通货膨胀,茶厂停摆,一众号级茶庄的经营也异常艰难,宋聘,洪记,同庆,可以兴等茶庄或是停产,或是举家迁往越南和泰国,或随国民党残军流亡金三角,云南茶叶生产大幅衰落。

新中茶与八中茶商标

1950年3月,云茶司及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而后中央在北京东安门大街29号成立了新的中国茶业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司),由吴觉农先生兼任总经理一职,包括中茶云南分公司在内的各地茶叶分公司也被陆续收编。

考虑到这些分公司原来都属于旧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返聘来很多茶叶人才也与旧中国茶叶公司有关,吴觉农先生提出,中国茶叶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于是中茶司取缔了旧中茶的盾牌商标,并于1951年3月25日,在第4版《人民日报》上发表启事:“兹征求商标一种...最多二套色...限四月低前寄北京东四礼士胡同本公司...“,就新的替代商标公开征求意见。

1951年10月23日,中茶司初步完成了商标的的征集和修订,并通过云茶[51字]第1639号文,向最先恢复生产工作的国营下关茶厂和顺宁茶厂下达通知:以我公司统一商标图式业已印就,并正向商标处申请注册中,兹先检发图式分发所属各单位使用...上项商标图样已交由李格风代转,希遵照。

文末提到的李格风同志,是当时军方派驻到下关茶厂的军代表,他从中茶云南公司带回来的,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八中茶商标图。1952年7月,中茶司正式启用新设计的“中茶牌商标“,其造型为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

不过,八中茶商标的设计者是谁,不同的史料指向了不同的人,第种说法是曹承熙,出自近些年来中茶公司在宣传时的官方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吴祖望等人,出自1951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发的获奖公告:“我公司征求商标图案经评选结果如后:第一名吴祖望,第二名袁迈,第三名陈霍...此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