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清代云南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辉煌，那应该是中华物质文明的另一个高峰。普洱茶作为昔日上贡的皇室饮品，馈赠使臣，承载着那时人们的生活秩序、审美情趣、礼仪制度和人文思想。时至今日，清代普洱茶带给云茶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为后人研究普洱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2017年末，有缘在香港老茶人白水清先生家见到了一整筒清末（1885年）同兴号向质卿七子饼，这筒茶虽经过百年光景，但外形完好，笋壳和竹丝的外包装并无太大损伤。130多年的时光凝集在普洱茶中，不免让人产生一种穿越古今的感慨，遥想清代云南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辉煌，那应该是中华物质文明的另一个高峰。普洱茶作为昔日上贡的皇室饮品，馈赠使臣，承载着那时人们的生活秩序、审美情趣、礼仪制度和人文思想。时至今日，清代普洱茶带给云茶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为后人研究普洱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翻阅史料，普洱茶的称谓正式出现在明代文献中，但论发展与重视，普洱茶真正的黄金时代则是在清代，也就是这一时期让普洱茶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找到“我是谁”。
吴三桂的功劳
1659年，吴三桂进入云南，明朝最后的皇帝永历帝错听沐天波的建议，逃往缅甸，被扣留在缅甸首都阿瓦城（今曼德勒以南）。大西军悍将李定国、白文选只有兵临城下，要求送还永历帝。激战后节节败退，最后李定国病死在茶山勐腊。我们无法知道，吴三桂大军围剿勐腊的时候，是否接触过普洱茶。但围剿时期，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赉方物及西蕃蒙古译文四通入贺三桂，求于北胜州（今永胜县）互市茶马”。为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在吴三桂的极力游说下，最后，清政府户部给出答复：“《会典》记载，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晒一蓖，运至茶司，官商中分，商茶给卖。令市马则例：户部给引与马五司，五司招商发引产茶地方采买。茶商到司，半贮茶库以备易马，半听商人自卖，并不动用公帑。”户部认为云南茶马互市所需茶叶用本省还是在外省采买由吴三桂斟酌。随后，吴三桂再次上言：“北胜州不通江道，远省商贾必不愿来，至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别省采买，则肩担背负，跋涉万山，为数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亦不能告领户部茶引。或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每两税课银三分。如贸易亏损番人者，许互市官解处，若夹带私茶及私买马匹者，国有成宪。”吴三桂的提议获得通过。”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发现，清代以前云南是没有茶马贸易的先例的。
清朝初年，普洱一带产茶不多，吴三桂准许云南茶商在云南驿领取引票，到四川、湖南、湖北采买茶叶，无形中刺激了经济贸易和对周边的统治，我们无从判断吴三桂此时是否出于私心用茶马互市为自己准备叛变的战马。普洱茶学者杨凯曾中肯地评价到“吴三桂做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与此可作参照的是，此时中俄关于领土和贸易的《尼布楚条约》还没有签订，但湖北的老青茶已悄悄渗透进了俄国，一条中外贸易的骆驼茶路正在形成。二十多年后，茶叶光明正大地在这条路上有控制地贩运，这更大地刺激了两地经济和对沿线部落的控制。”由此，为云南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为此后的普洱茶发展做好了铺垫。
设立普洱府
康熙年间，云南开始整顿茶业，云南的都督和巡抚也开始将普洱茶作为土贡于每年端阳节前进贡。由于丽江已“改土归流”(也就是在过去的土司统治区设立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管理当地的政治经济)，且交通较永胜方便，因此，茶市移至丽江、中甸。
此时，普洱已划给元江府，六大茶山还在车里宣慰司管理之下。当时的车里宣慰司共有普籐、猛旺、整董、猛乌、乌得、车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龙、猛往等十三个版纳(版纳，傣语直译为千亩田，是车里宣慰司治下的第二大行政、税收单位)，“十二版纳”(傣语，音西双版纳)一词，当时在汉人的词汇里并不太流行。茶业的兴旺，给十三版纳引来了各地客商，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 正式设立了普洱府，在思茅设通判，橄榄坝、倚邦、猛乌(现属老挝)三处，各设把总一员，带兵驻扎。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 今墨江)、思茅厅( 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
为了规范市场，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政府“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此时的茶引（相当于调拨单、通行证、税单）是由北京发给云南省，再发到丽江府，按月发给赴普洱买茶的商人，他们再将茶运到中甸及其附近销售。此时，藏商是不能进内地经商的，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七子饼的这种生产、销售标准也是从这时开始成了法定的形制，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时，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络绎不绝的马帮成群结队，走出了繁荣的茶马古道，也打通了一条与藏区人民紧密连接的通道。
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在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中就这样描述道：“普洱茶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