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成为贸易商品始于何时， 汉文史籍缺乏明确的记载。然而从唐代樊绰所著《蛮书》和阮福《普洱茶记》的有关记述可以确定， 普洱茶对外销售不晚于唐代， 当时己远销到大理、康藏一带。
宋代 (公元960～1279年) ， 普洱茶成为“易西蕃之马”的商品。元代 (公元1279～1368年) ， 普洱茶己成为各族人民在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白夷” (指傣族) 条说：“交易五日一集， 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明代 (公元1368～1644年) ， 万历年间， 在普洱己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普洱茶的名贵己传扬全国。据《滇略》和《新篆云南通志》中所载：“士庶所用， 皆普茶也”、“普茶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特殊位置， 远非安徽、闽浙可比”。
清初， 藏族同胞即来滇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 (公元1661年) 3月， 北胜 (今永胜) 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杰以云南平定， 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就在该年10月在北胜州开茶市， 以马易茶。因藏民喜爱的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 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区采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后来丽江府改土归流， 交通便利， 茶市改设丽江。
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9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 领茶引赴普洱购茶；从丽江、下关经景东、景谷至思茅， 马帮结对， 络绎不绝， 每年贸易额达250万kg之多。此外， 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民地区。清代中叶， 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官茶局。雍正7年 (1729年) ， 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 统兵500防守山寨， 征收茶捐， 当时每年约有马帮1000余驮运茶叶， 然后转运普洱加工精制。在勐海、勐遮、易武等地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管理茶叶、粮食的购销贸易。
当时， 由于瘴疟流行， 乾隆元年 (1736年) ， 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 改称思茅同知， 与此同时， 清政府还在思茅设立官茶局， 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 思茅也因“普洱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 (1821～1876年) ， 思茅城商旅云集， “年有1000余藏族商人到此， 印度商旅驮运茶、胶 (紫胶) 者络绎于途， 滇南商道己成为一条“茶叶商道”, 印度、缅甸、暹罗 (泰国) 、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 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贸易异常兴盛。
清阮福《普洱茶记》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政府把普洱茶列为“贡茶”, 每年需上交33000kg。清《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 名重于天下， 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 茶客收买运于各处， 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在《云南通志》、《普洱府志》和《大清一统志》中， 都有“以茶为市”, “仰食茶山” 的记载， 当时尽管“大理有感通寺茶， 昆明有太华寺茶。然出不多。不能如普洱之盛”。据记载， 清初的攸乐等六大茶山共产茶六、七千驮， 最高年产量曾达八万余担。
民国末年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商业考》中也写道：“当时的省际贸易。由四川输入的物品为生丝、绸缎、川烟、贡川纸、药材等， 由云南输出的物品为茶、火腿等。由贵州输入的物品为棉纸、府绸、竹器、漆器等。由云南输出的物品仍为茶、烟、药材等。由康藏输入的物品为毡、毯、毛织品等， 由云南输出的物品亦为茶叶等类。”这种输出的茶叶大部分为普洱茶。说明普洱茶已成为云南大宗贸易商品， 流布天下。
到民国年间， 普洱茶已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更有甚者把普洱茶提到了与“龙井”齐名的地位。柴萼在其《梵天庐丛录》中写道：“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 性温味厚……产易武倚邦者尤佳， 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 犹少陵之比渊明， 识者之。 ”徐珂也在其《梦湘呓语》一书中写道：“珂生平不喜龙井， 而嗜云南之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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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