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古普洱茶

正因为这份品质，六大茶山的团茶被指定为朝廷贡茶。雍正七年（1729年），云南总督鄂尔泰设普洱府，并在思茅设总茶店，官营垄断当地的茶叶运销，将最好的普洱茶进贡，还在六大茶山的攸乐设攸乐同知，驻军守护茶山。雍正十年，在普洱设立了贡茶厂，将六大茶山的晒青毛茶运到这里，加工成“八色贡茶”，即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瓶装芽茶、蕊茶以及匣装茶膏。到了乾隆年间，易武和倚邦已经可以就地加工，再由昆明运往京城。易武茶区曾经年产贡茶66666斤，取的是六六有福的吉利含义，也说明了当时地区产茶的能力。
在贡茶中，有一种叫做“女儿茶”的团茶在当时十分受欢迎。所谓“女儿茶”，在记载中是指小而圆的团茶，因为是妇女在雨前采集而来，所以得名。在《滇南新语》中，又认为女儿茶指的是芽茶，是由未婚的少女采摘，采得的茶叶与茶园主人对分作为工钱，再拿到市面上销售，以此来积攒嫁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为“女儿茶”增添了一丝旖旎。怪不得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特意提到宝玉饭后饮“女儿茶”。
此外，贡茶不仅仅是皇室的挚爱，还成为清廷赠送外宾的好礼，贡茶制也一直延续到了光绪三十年。六大茶山生产的茶兴盛于明朝，到了清朝达到鼎盛，王公贵族对普洱茶的热捧带动了茶叶在民间的销路，在《普洱府志》《云南通志》中均记载有“蛮民杂居，以茶为市，仰食茶山”，可见当时产销市场的繁荣。不仅如此，当时在六大茶山的古寨以及城镇中也是商贾云集，国内游藏族商队到此买茶，更有来自印度、锡兰、缅甸、暹罗等地的东南亚商人来到这里做茶叶生意。
道光二十五年，由茶商以及地方乡绅出资，民众出力修建了“茶马大道”，打通了由易武经倚邦到思茅的茶马驿道，路面全由青石板铺成，彼时茶马古道上铃声响响，马蹄踏踏，溢满茶香。
茶马古道
六大茶山是过去茶马古道上普洱茶生产、采购以及贩运的起点，普洱府则是作为当时的货物集散中心。倚邦、易武（曼撒）、攸乐、曼砖、莽枝、革登六大茶山各有特色，也使得这里的普洱茶更多元化。
倚邦茶山是六大古茶山之首，也是过去茶马古道的辐射中心，至今这里的正街还保留着茶马古道的一段遗存，大约东西长250米。东边的街头往东北通往石屏街，东南到曼松，西边街头的西北方向通往思茅、普洱的茶马古道，西南则指向易武和景洪还有西双版纳。倚邦的普洱茶主要以“七子饼茶”（即元宝茶，圆茶）为主，在清朝年间都是十分受欢迎的茶叶。而这里也茶号林立，生意兴旺。同样还是茶马古道要冲的还有莽枝茶山古道，历史上又称作牛滚塘（今安乐），曾经是六大茶山的“四大街”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倚邦、易武和曼撒）。
易武茶山
易武茶山历史更加悠久，早在南宋时期就是当时的普洱茶之乡。清朝乾隆年间，易武被朝廷纳入到贡茶行列，现在走进易武，还能看到光绪御赐给当地安乐号茶庄主李开基的“瑞贡天朝”的匾额。也正是因为成为贡茶，易武也打开了汉人移居到此的大门。清朝初期，由于地区动荡以及一些天灾影响，易武地区的人口大幅度锐减，茶园凋敝，直到雍正七年开始“改土归流”才渐渐恢复起来。
乾隆年间，易武成为贡茶产地，制茶人口却是十分缺乏，当地土司为了完成任务破例招纳汉民，至此打破了雍正年间不许汉民入境盘居的制度，人口逐渐增长，移民从易武茶山开始自北往南迁居，带给当地的是更多的种茶、制茶技术以及汉文化。
瑞贡天朝匾额
流传至今的“元宝茶”（又称七子饼茶），就是这种技术文化交流的结果。据说是一个来自石屏叫做刘汉成的移民，到了易武后不仅开辟了上百亩的茶园，还创造出新的制茶工艺。以往茶园制茶都是采摘后翻炒、晒干或者晾干，以散茶为主。而刘汉成则将茶叶分选、拼配、装筒、蒸茶、揉圆、紧饼、解袋、包扎等等，做出来的茶蔚然分明，清香扑鼻，多次冲泡味不淡。待到乾隆年间，元宝茶打入了国际市场，远销美、法、南洋。至今在台湾、香港仍然还有人珍藏着易武老茶号的七子饼茶，有的存期能达到七八十年，十分珍贵。
攸乐茶山与其他五座茶山并不相连，有小黑江一江之隔，要到附近的倚邦、易武就要从江上的曼瓦、打角还有石咀三个渡口。正因为此，当地就有为马帮摆渡为生的历史。这些马帮往往驮着布匹、盐巴还有农具等等来到茶山交换茶叶。当时无论是马还是人都要靠竹筏过江。尽管现在马帮以及摆渡人已不再，但是当地老人仍然存留着有关攸乐山马帮以及茶叶贸易的深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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