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茶叶界，提起冯绍裘先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中国茶叶界的老前辈和知名红茶专家，是中国机制茶之父，是云南创建国营茶企第一人(顺宁实验茶厂是云南最早的国企茶厂，创建于1939年)，是“滇红”茶创始人。他在茶业界的声望让人敬仰，他的历史贡献，惠及国家、惠及人民、惠及子孙后代。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冯绍裘先生背后的这位伟大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刘振群女士。
刘振群(1911.5--1974.5)，字碧霞,出生于湖南安化。由于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13岁即在家乡安化茶场从事拣茶工作，帮父母支撑起贫困之家。1926年渴望学习的她，再次走进学校，就读于长沙模范女子职业学校(学习会计知识)。1929年，她18岁那年，嫁给了当时在湖南安化茶叶讲习所任教的冯绍裘，并一生相依相伴走南闯北，无怨无悔同行茶叶之路。她随冯绍裘先生先后到江西修水、江苏南京、安徽祁门、湖北武汉和恩施，四川重庆、云南昆明和顺宁、湖南安化和长沙等地，足迹遍及中国茶叶主产区。她陪伴丈夫一路走来，既参加茶场(厂)工作，从事过后勤、业务员、财务管理等岗位，又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她用中国妇女忠贞、坚韧、善良、贤惠的传统美德默默支持着丈夫工作,又自立自强不失自我。
茶叶一直是我国出口的重要物资。然而“七七事变”后，东南各省茶区接近战区，茶叶产制不易，生产出口每况愈下。为维持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需要取道滇缅开辟欧美新市场，同时，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为提供政府军需急用之财源，需要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形势紧迫，1938年春，应中国茶叶总公司寿景伟、吴觉农先生电邀，冯绍裘临危受命到汉口任中国茶叶公司技术专员。同年9月，赴滇考察茶叶产销情况。此时，刘振群27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家人的大爱，强忍着母子分离的痛苦，将长子、长女托付给母亲抚养，毅然带着不满周岁的二女儿随丈夫一道远行边陲云南，她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享誉海内外的“滇红”茶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经济落后，交通极为不便，绝大多数县都不通公路。1938年10月，刘振群女士随丈夫及相关人员一同赴顺宁县(凤庆县)考察，先由昆明乘汽车颠簸3天到达下关，再跋涉10多天的崎岖山路，于11月初到达顺宁，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抵达顺宁的次日，冯绍裘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到凤山茶园考察。此时，已是秋末初冬时节，但凤山茶园一片生机盎然，茶树成林，芽壮叶肥，白毫浓密，这对专门研究茶叶的冯绍裘来说真是寻到了宝地，找到了真爱。他当即商请凤山茶园试采一芽二叶5000多克，分别制成红茶、绿茶各500多克。两个茶样，一红一绿，其汤色、滋味、香气均为国内所稀有。随即将两个茶样分别邮寄上海、香港、伦敦茶市，均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冯绍裘为之欣喜若狂。12月到昆明汇报后，引起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从而促成云南与中国茶叶公司的合作。12月16日云南中茶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决定由冯绍裘规划筹建顺宁实验茶厂，负责“滇红”茶的试制、生产和远销。
1939年1月，冯绍裘被委任为顺宁实验茶厂厂长，有贤惠、善解人意的妻子支持和幸福温磬的家庭生活，踌躇满志、身怀抱负的冯绍裘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在既缺人才，又缺厂房、生产设备材料的情况下，以陋就简就地取材，招聘人才培训员工，废寝忘食艰苦创业。他自行设计和指导制作木质揉捻机、脚踩鼓风烘茶机，改变了手工揉捻和日光干燥的制作方法，把制茶投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边建厂边投产，当年试制生产工夫红茶174吨，运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出口英国。(原定名“云红”1940年4月云南省茶叶公司接受富华公司建议，商请冯绍裘改名为“滇红”)“滇红”茶问市，即以形美色艳香高味浓等特殊优异的品质，深深地吸引着广大消费者，被伦敦茶师誉为“具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印、锡红茶之色泽”。引起国际茶市的轰动。有资料介绍，英国女王还将“滇红”置于透明器皿内，视为珍品观赏。我国当代茶圣吴觉农赞扬道：“新滇红的出现，使国茶无形地提前了二十年”。
在创建茶厂和茶叶生产过程中，刘振群与丈夫朝夕相伴、共赴艰辛，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建设、生产中，成为顺宁实验茶厂的第一位女员工，为茶厂的发展和茶叶的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
当时的茶厂设厂长室、总务室、会计室、生产室、业务室等部门，刘振群在业务室工作，主要从事组织和管理女工的生产技能培训、考勤报酬、劳动纪律、产量质量、安全教育等工作，由于她熟悉业务、知书达礼、待人亲和，没有厂长夫人的架子，深受青工们的尊重，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师母”。
“滇红”茶创制成功，抒发了冯绍裘先生的爱国情怀，他明白多生产茶叶出口创汇就是支持国家抗战，他义无反顾地投身茶叶的研制和生产。1940年3月，他自绘图纸，委托云南五金厂制造了10台手摇分筛机，又请昆明中央机器制造厂仿制德国克鲁伯大型揉捻机2台，解块分筛机1台，仿制日本大成式手拉百页烘干机2台。机器运到下关后全部靠马驮人抬到顺宁茶厂。这些机器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40年，顺宁茶厂精制加工生产茶叶53.85吨；1941年达81.45吨。“滇红”茶为国家出口创汇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1年春，刘振群在顺宁生下二儿子，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济，居然是丈夫冯绍裘亲自接生，她和丈夫给二儿子取小名为“顺伢子”。顺，寄托着她和丈夫对家庭、国家、茶叶事业的一往深情。
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延及东南亚国家和云南边境，云南原经缅甸外运的茶叶出路受阻，茶叶销路不畅。为此，云南有的茶厂停产疏散，顺宁茶厂茶叶生产也被迫缩减，1942年全年仅安排茶叶精加工10.9吨，且以内销茶为主，茶叶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刘振群随丈夫冯绍裘于1942年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顺宁茶厂，返回老家湖南从事茶业工作。
刘振群曾有过三段集中求学的经历：少年时(8-13岁)安化小学学文化；青年时(15—18岁)长沙模范女子职业学校学会计技能，参加茶厂业务管理工作；壮年时(解放后41—43岁)武汉市江岸区上海街街道卫生训练班、武汉市红十字会卫生护理师资训练班学医护技能，参加防疫站、建设工地卫生所、儿童医院工作直至退休。这表明她勤奋好学学文化、学技能，提升自我，走出家庭，不断适应社会发展。
刘振群女士虽然在顺宁的时间不足4年，但在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在国家危难时刻的果敢抉择，看到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和自立自强精神的有机结合，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完美形象。她亦是当今新时代女性的一面镜子！
2020年02月01日